论说

本篇论述论、说两种文体。全篇可分两部分，分别讲“论”和“说”。第一部分先是讲论的名义、性质和渊源。指出论的特点是“弥纶群言，专精一理”，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于作者作品，对魏晋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宋岱、郭象等人的玄学论文，举例颇多，誉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独步当时，流声后代”，说明刘勰对析理精密、富有创见的不少玄学论文，抱着赞美肯定的态度，反映出他重视理论探索、重视辩论的精神。玄学杂糅儒、道两家之说，为当时许多文人（包括刘勰）所接受。另外贾谊、李康、陆机等的论文，富于文采，亦予称赏。接下去讲论的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认为论应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要析理严密，使对方无隙可乘，见解颇为透辟。末尾附论经书的注释，主张解经应当“要约明畅”。第二部分讲“说”。先是说明说的名义和源流。指出战国争雄时代，辩士云涌，说辞亦盛；至汉代一统，辩说遂趋衰歇。又说明说辞除口头陈说（后被史家载入史册）外，尚有书面形式的上书一类，并在这方面举出若干作者作品予以评价。末尾指出，说辞必须做到“时利而义贞”，对公私均有效果。如上所述，贾谊《过秦论》、李康《运命论》、陆机《辨亡论》一类评论历史、人事的论文，富有文采。它们运用许多对偶、排比、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段，使文章富有气势和辞藻之美，因而广泛地受到文士们的喜爱。至于说辞、上书，出于辩士、纵横家，也富于文采，就其善于铺陈描写而言，与上述论文在体式上都接近于辞赋。陆机《文赋》所举十种重要文体，其中诗、赋、碑、诔、铭、箴、颂七种均属韵文，只有论、奏、说三种属散文，于论、说云“论精微而朗畅”，“说炜晔而谲诳”。陆机对论、说两体很重视，主要由于它们富有文采。本书论无韵之笔各体，于史传、诸子专门著作后即探讨论、说，也很重视。《文选》卷五一至五五选录论十四篇，其中有《过秦》、《运命》、《辨亡》诸篇。又卷三九选录上书七篇，其中有李斯《上书秦始皇》、邹阳《上书吴王》、《狱中上书（梁王）自明》等篇。

全文简介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机神之区；夷甫、裴嫌，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圣哲阐明常理的书叫经，阐发经书叙说道理的叫做论。论，就是条理的意思。讲述道理有条理而不出错，那么圣人的思想就不会丧失。从前孔子讲的精微的话，是由他的弟子们事后追录下来的，因此谦虚地不称为经，而称为《论语》；所有以论为名的著作篇章，都以此为开端。在《论语》以前，经书尚无以“论”字为篇名、书名的；《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是后人加上去的吧？详细地研究论这种文体，它的分支有多种：陈述政事的，就和议、说相符合；解释经书的，就和传、注相参互；辨述历史的，就和赞、评同一类型；评论文章的，就和序、引同一法度。所以论是话说得适当；说是话讲得中听；传是转授师说；注以解释为主；赞是使意义明显；评是公平说理；序是按次叙事；引是引申之辞；八种名称虽有不同，同属于论。论，就是综合各种说法，精密地研究某一道理。因此庄子的《齐物论》，便以论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六论明显地列于其中；到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儒生讨论“五经”，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大臣诸儒讲论经典，阐述圣人的思想，贯通经书的道理，这是论这一文体的正宗体制。到班彪的《王命论》，庄尤的《三将军论》，论述充分，...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推究论这种文体，是用来辨明是非的；透彻地论述具体的问题，彻底地追究抽象的道理，钻研难处以求贯通，深入探取获得最终结论；它是表达各种思想的手段，衡量万事万物的工具。所以论述的道理贵在全面通达，言辞切忌支离破碎，必定要使心中所想与实际道理相一致，两者相合没有缝隙；又要使言辞和心中所想紧密吻合，使论敌无机可乘，这是论的写作要领。所以写论就如劈柴，贵在顺着纹理破开。斧子锐利的，会不顺纹理而横劈木柴；能言善辩的，能违反正理而自圆其说；看他的言辞虽巧妙，但考查实际就会知道虚妄不实。只有君子才能使自己的思想通达于天下，怎么可以用歪曲的立论呢！至于注释经典的文词，是分散了的论体，虽然夹杂在文中不像是论，但汇总起来和论就完全相同；像秦延君注《尧典》，用了十余万字；朱普解释《尚书》，用了三十万字；所以通达的人讨厌它的繁琐，羞于从事章句之学。像毛亨的解说《诗经》，孔安国的阐述《尚书》，郑玄的注释三《礼》，王弼的解释《周易》，精要简约明白畅达，可以作为注释的法式了。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诋戏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兑》卦按《易传》的解释是口舌言辞的意思，所以“说”的言辞要让人喜悦；但过分讨人喜悦必定虚伪，所以舜会因谗言过多而震惊。说辞用得好的，如伊尹谈论烹饪调味以启发商汤，从而使殷朝兴起，吕尚辨明钓鱼的道理以喻治国，从而使周朝振兴，到烛之武往秦军中去游说而解救了郑国，子贡前往齐国劝说攻吴而保存了鲁国：他们的说辞也算好的。到战国时代，各国争雄，能言善辩之士多如云涌；以合纵连横参预各国的谋议，用游说之术互争高低；弹丸流转般地发挥巧妙的说辞，飞钳般地使人受制于他的精妙辩术；一个人的辩辞，比九鼎宝器还重，三寸不烂之舌，比百万人的军队还强。六国的相印错落地佩挂在苏秦的身上，五个富裕的都城封给了张仪一人。到汉灭了秦、楚，辩士们不再得志，郦食其被煮死在齐王的大锅里，蒯通差点被投入汉朝的鼎中去烹。虽然又有陆贾作为辩士名声很大，张释之善于将说辞结合时事，杜钦有文才善于辨析，楼护能说会道摇唇鼓舌，他们有的活跃在皇帝殿阶前，有的谈笑于公卿大臣的座间，都不过是见风使舵，没有人能犯颜而发议论了。说贵在顺时适势，视情形而决定是从容还是紧迫，而且不仅仅是口头陈说，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 ，何哉？

所有说辞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时机有利，立意正确；要使说辞进能促成目的的达到，退也无碍于显扬自己。如果不是为欺骗敌人，那么只能讲究忠诚与信实。披肝沥胆把诚心献给主上，运用敏锐的文思来加强说辞，这是说的根本。可是陆机却直称“说辞要光彩鲜明并用欺诈之术”，这是为什么呢？

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

总之，道理用语言来表达，叙述道理便成论文。论的内容深广包括人事和天道，它能将作者的心思传送至极远的地方。揭示阴阳之道丝毫不差，鬼神也无处逃遁。说辞则有如飞钳，能够在瞬息之间阻止或鼓动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