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述文章体裁与风格的关系。势，态势、姿态，此处指作品的风貌或风格。《体性》篇研讨作家个性和文章风格的关系，属于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本篇所论，则属于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本篇可分四段。第一段说明，作者依据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选择体裁，再依据体裁确定态势。各种文体，犹如弩机所发的矢，曲涧的湍流，圆规、方矩画出的圆形和方形，自然产生了直、回、转、安等各种态势，以此说明体裁和风格的密切关系。第二段先是指出，一个通透文章之道的作者，应当能够驾驭多种态势，奇正刚柔，随机应变；如果执着于某一风格而排斥其他，就昧于兼通之理。但是在一篇作品中，必须保持风格的一致性，雅郑杂糅是不好的。这里比较合理地处理了风格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关系。后面归纳章、表、奏、议等二十来种文体，分为六类，指出它们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征。过去曹丕《典论·论文》，提到八种文体（概括为四类）的风格特征，陆机《文赋》则提到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本篇所论，较之前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本书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对各种文体的体制风格，分别有更为具体的解说，读者可以参看。第三段列举前人有关文势的意见，并有所评论。先是引桓谭、曹植的言论，说明由于爱好习尚的不同，各人对文章的态势有所偏爱。次引刘桢之论，认为文势有刚有柔，不必强调“壮言慷慨”。末引陆云之说，肯定他先迷而后能从善。第四段对近代（指刘宋与南齐前期）作者追求奇诡的文风提出批评。讹势是指一种逐奇失正的不良风格，与《通变》所谓“宋初讹而新”意思相通。刘勰认为，讹势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是颠倒词句。按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正言当是“想彼君子”。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正言当是“孤臣坠涕，孽子危心”。又《别赋》，“心折骨惊”，正言应为“骨折心惊”。大概这种颠倒词句的手法，在当时比较流行，故本篇特为提出来加以批评。刘勰强调作文应“执正驭奇”，反对“逐奇失正”，这一观点与《辨骚》的“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提法息息相通，它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