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篇以下至《书记》二十篇是本书的第二部分，每篇大致论述一种或两种文体。当时文人往往把许多文体归为文、笔两大类，句尾押韵者叫文，句尾不押韵者叫笔。本书自《明诗》至《谐讔》十篇论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论笔。这二十篇内容，如《序志》篇所述，大概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本篇专门阐明诗歌的名义、源流等。自开头至“有符焉尔”为“释名以章义”，指出诗歌的性质是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认为诗歌应“持人情性”，“义归无邪”，表现出较浓厚的儒家正统观点。自“人禀七情”至“此近世之所竞也”一长段为“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这两项在《明诗》以下各篇中常常合并介绍），结合作家作品叙述诗歌的历史发展。先是概述上古的诗歌和《诗经》、《离骚》，由于《诗经》、楚辞已有专篇详述，故此处从简。以下循序论述汉、魏、两晋以至刘宋初年之诗，较为具体。其中对汉代无名氏古诗、建安诗歌、西晋与东晋诗歌、宋初山水诗，它们各自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色，都有十分精当的评语，常常为后人所称引，它们显示出刘勰卓越的鉴赏、分析能力。在这长段中，刘勰肯定夏朝《五子之歌》“顺美匡恶”，肯定“《离骚》为刺”，肯定汉初韦孟的《讽谏诗》，肯定魏代应璩《百一诗》“辞谲义贞”，都表现出他很重视诗歌的政治讽谕作用。在论述汉魏至南朝诗时，他也提到少数四言诗（如韦孟《讽谏诗》）、七言诗（《柏梁诗》），但重点放在五言诗方面，这也符合这段时期五言诗繁荣昌盛的真实面貌。自“铺观列代”至“故不繁云”为“敷理以举统”，指出诗中主要两体四言诗、五言诗风格各有偏重，各个诗人也各有所长，只有像曹植、王粲那样少数作者兼长四言、五言。写作诗歌时，人们应根据自己的才性所长，选择合适的体裁和风格来加以表现，这就为写作者指明了作诗的纲领。“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居各篇之末，着墨不多，但从指导写作角度阐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内容结穴所在，地位很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应首先抓住。本篇有云：“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论述诗歌沿革和作家作品异同，是为了“敷理以举统”。这几句话大致适用于《明诗》以下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