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述作者情志和作品文采（即辞采）的关系。作者的情志表现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故本篇实际即是论述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说明，自然界许多事物都有文采，文章也必然有文采。引用《孝经》、庄子、韩非的言论，证明文章自然重视藻饰绮丽。接着指出，必须遵循正道驾驭文采，认为文辞是为表现情志服务的，具有良好的情志，方能写出好作品。第二段指出在创作上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为情造文，以诗三百篇为例，作者心积忧愤，自然要把真情实感加以吟咏倾吐，其作品特点是要约而写真。另一种是为文造情，认为楚汉以来的不少辞赋作者，没有忧愤的情思，只是追求夸张的描写，其作品特点是淫丽而烦滥。接着慨叹后代作者弃风雅而师辞赋，结果表现真情的作品日益稀少，片面追求文采的作品盛行。这是刘勰针对魏晋以来他认为不良的文风而发，与《宗经》篇“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的批评意思相通。从《诠赋》篇可见刘勰对汉代以来的辞赋也是有所肯定的；这里对辞赋的严厉批评，主要是为了要矫正时弊，因为他认为当时浮诡讹新的文风，是沿着辞赋刻意追求辞藻发展而来的。第三段再郑重指出，辞采是为了表现道理、心情，即作者的思想感情；心定理正，再适当运用辞藻，方能写出好文章。本书下半部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打通各种文体，泛论写作方法。本篇上面《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四篇，就文章通篇的体势风貌论述；下面《声律》、《章句》以至《指瑕》九篇，均研讨用词造句问题，重点更在辞格的运用，这就是所谓采。刘勰对辞采很重视，对声律、对偶（丽辞）、事类（用典）等骈体诗文修辞诸要素各用专篇研讨。但他又认为，如果片面追求辞采，忽视作文应以情志为本，那就会导致近代以来流行的浮诡文风。因此，在逐篇研讨这些辞采要素之前，先行阐明情志与辞采的关系，使学习文章者有一个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