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述文章体貌风格和作家情性、个性的关系。全篇可分三段。第一段首先指出，文章是作者内部思想感情的表现。接着说明由于作者的才能、气质、学问、习尚不同，所作文章风格也就不同。作者的才、气属于先天的情性，而学、习则属于后天的陶染。作品在辞理、风趣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情况，均分别和作者的才、气、学、习有关。之后又指出作品风格，大致可分为八种。对典雅一体最为推重，因为它取法儒经，堪为典范；对新奇、轻靡二体加以贬抑，因为它们是南朝宋齐以来不良文风的表现。这八种风格，可分为四组，每组两体风貌正相对立，所谓“雅与奇反”等等。这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作家风格论。第二段列举汉、魏、晋时代贾谊、司马相如等十二位著名作家，各有其鲜明的文章风格，这又和他们各自的情性、个性相关联，认为文章风格是他们才气的自然流露。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性论流行。人们往往认为，由于各人禀受了宇宙间不同的清气或浊气，形成不同的气质才性。如葛洪《抱朴子·尚博》曰：“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是运用人的禀气清浊说来解释文章的不同风格。本篇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也正是这种观点的表现。第三段说明，作者除先天禀赋的才气外，后天的学习也应注意。学习重在初化，因此少年时就应首先学习雅正的体制，根基正了，旁及其他，自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最后指出，作者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某一风格来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应根据自己天性所长加以锻炼，使才能得以充分发展。刘勰在才性、学习两方面，固然更强调先天的才性（《事类》篇也有“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的话），但也重视后天的学习，其看法还是比较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