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述谐辞、隐语两种文体，也就是笑话、谜语，但先秦、汉魏六朝时代的谐辞、隐语，一般均用韵文写作。本篇可分三段。第一段结合举例，说明谐讔的性质、作用和价值。第二段讲谐辞。首先肯定《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载淳于髡等所作的谐辞，因为它们尽管文辞不雅，但意在讽谏，义旨规正。其后东方朔、枚皋所作的滑稽赋，就纯属游戏之辞。魏晋时代，谐辞盛行，也都是嘲戏取乐之作。第三段讲隐语。指出隐语的特点是利用暗示、比喻等手法。接着肯定先秦时代的若干隐语，具有兴治济身、弼违晓惑的积极作用。到汉代东方朔的隐语，就全是游戏而无益规补了。魏代以来，以文字、品物为猜测对象的谜语盛行，但此类作品，虽有小巧，毕竟背离文学远大的功能。总之，谐辞隐语，在文学中品级较低，犹如九流中的小说家一样。刘勰认为，谐辞隐语是俚俗不雅之作，其中少数作品具有箴戒规讽作用，值得肯定；许多仅是滑稽取乐之作，就很少价值。这里表现出他主张文学应为政治道德修养服务、轻视娱乐性通俗文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和《乐府》篇鄙薄通俗乐曲和歌辞的看法互相沟通。魏晋南北朝时代，谐辞盛行，许多作品用赋体写成，颇有文采，具有辞藻华美、对偶工巧、音韵和谐等语言美，顺应了当时骈体文学昌盛的创作潮流，因而得到许多文人的重视和爱好。据《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所载书目，即有袁淑等所撰的诽谐文集，计四种，共二十余卷。诽谐文即是谐辞。刘勰尽管认为这类作品品级不高，但面对当时创作现实，仍承认它们具有文学性，因而写作本篇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