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述士人的品德和才能问题。程，计量考核。器，才能，这里兼指士人的器局品德和才能。全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开头指出，衡量士人，应从器用（军国办事才能）和文采（文学才能）两方面考察。接着说明，近代文人，因为务华弃实，在品德、行为方面常多疵病，因而招致评论者的讥议。第二段先是列举汉、魏、晋三代的十多位著名文人的瑕累。接着指出，不但文人，古来将相大臣有种种瑕累者也不可胜数；但由于他们名位崇高，受到的讥评就减少。再则，文人品行良好的，像屈原、贾谊等人，也不在少数，批评了过去文人无行说的片面性。第三段先是承接上文，指出文人因职位卑下，其瑕病易受讥诮，情况与将相大臣不同，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接着认为，士人担任官职后，应注意实际事务。像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人，有文才而缺少实际办事能力，所以政治地位升不高。而像庾亮、郤縠、孙武等人，能文能武，所以成为将相大臣。第四段认为，文士应当培养优良的品质和政治军事才能，有事时能担负起国家的重任，不得志时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文章，垂名后世。本篇上半篇着重谈文士的品行，谈“名”之扬抑，批评文人无行论的片面性，显示出敢于向传统偏见挑战的勇气。下半篇着重谈士人的政治出路谈，“位之通塞”，认为士人首先应当在政治军事上有所建树，并强调文学应为军国服务。《序志》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军国所以昭明。”讲的也是这层意思。这又表现了重政治轻文学的保守看法。魏晋南北朝时代，抒情写景作品盛行，创作普遍重视语言形式之美，文学的自觉性、独立性有所加强，刘勰这种重政治轻文学的见解的确显得保守。不过这又有其历史原因。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士人的命运经常和从政联系在一起。他们为了在事业、生活上获得优越条件，总是企求攀登政治上的高位，在言论上也常是首先强调政治，把文学放在次要甚至附庸地位。唐代裴行俭有关士人当“先器识后文艺”的话，简括地表述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古代士人的头脑中，只是表现的程度有轻有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