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专门诠释论述赋体。首段说明赋的名义和性质。指出赋的特点是通过“铺采摛文”来“体物写志”，是着重从文辞表现特色而言。赋又有不歌而朗诵之义，则是从口头表达时的特色而言。接着，本篇详细论述了赋的源流演变和重要作家作品。指出屈原《离骚》等作（古时也称“屈原赋”），开始详细描写事物的声音面貌，呈现出赋体特色（屈赋因已有《辨骚》篇详论，故此处仅简单提及）。接着谈宋玉、荀况的若干作品，题名为赋，赋体从此确立名称，逐步发展壮大了。对汉魏以来的赋，谈得更为具体。先是从题材上把赋区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京殿苑猎，述行序志”，规模较大；另一类描写“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体制较小，各自指陈其内容艺术特色（这种分类与《文选》所选赋的分类很接近，可以参看）。接着列举战国、两汉、曹魏、两晋时期自荀况、宋玉以至郭璞、袁宏等十八位杰出作家，各自标举其代表作品和艺术特色。最后论“立赋之大体”，也就是敷理以举统。认为赋的思想应明雅，文辞应巧丽，雅义与丽词相结合。刘勰认识到，各种文体常有其各自特色。就赋来讲，更宜重视文采之富美。本篇前后有曰“铺采摛文”、“词必巧丽”、“蔚似雕画”，都是此意。这是根据赋的艺术特色总结出来的。但刘勰又认为，赋必须写得丽而有则，是雅丽；不应丢掉风轨劝戒，片面追求华艳，陷于淫丽。他认为淫丽之风，始于宋玉，后来又有发展，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以至促成当时的浮诡文风。《情采》篇说“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也是着重批评辞赋的流弊。他在肯定辞赋特色和重要作家作品成就的同时，常常指摘其失误，寄寓着补偏救弊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