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对

本篇论述议、对策两种文体。全篇可分四段。第一段讲议体的名义、性质、历史和作家作品。指出议是应帝王的咨询，臣僚议论朝廷政务的文章。其起源颇早，至汉代始有驳议之名。之后列举汉、魏、晋各代的著名作品，并认为后汉应劭、西晋傅咸最长此体。第二段讲议的体制和写作要求。指出写作议体，必须熟悉议论的对象，要写得义显辞正，表达要辨洁、明核。如果不了解政务，徒然驰骋巧辩，那便是舍本逐末。第三段讲对策的性质和作者作品。指出对策是针对朝廷提出的政务问题而陈述自己看法的文章；还有一种叫射策，是就自己探取的试题陈述意见。对策、射策都是议论政务，它们可说是议的别体。之后说明对策、射策始于汉代，列举两汉晁错等五家作品作为典范，并认为魏晋的作品就大为逊色了。第四段讲对策、射策的体制和写作要求。指出它们不像驳议那样参加争辩，而是正面阐明为政之道。内容须深于政术时务，权衡时势，匡救世俗，写得志足言文。议对之文大抵文辞较为质朴，较少文采，故重视翰藻的《文选》不予选录。

全文简介

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 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百揆之举，舜畴五臣。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僖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广泛地访问谋划，这叫做议。议的意思是适宜，审察事情是否适宜。《易传·象辞》解释《节卦》说：“君子以节制的原则制定礼数法度，议论德行以便适宜地任命。”《尚书·周官》说：“按照节度法制来议论政事，政治才不会迷乱。”议贵在有节度法制，这是经典指出的体制要求。从前管仲说黄帝在明台议政，那么议的由来已很久了。洪水为灾时，尧曾询问四岳谁能治理，推举百揆时，舜曾询问五位大臣谁能胜任。夏、商、周三代施政，曾问及割草打柴的人。春秋时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预了事情的商议。到战国赵武灵王改穿胡人服装，他的叔父同他进行了争论；商鞅要想实行变法，甘龙等人和他进行了辩论：这些辩论虽然不足以成为典范法式，但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还是很可观的。到了汉代，开始确立驳议制度。驳，就是驳杂，议论驳杂不一致，所以称驳。自从两汉典章制度昌明，驳议的体式明显而又完备，当时人才济济，朝廷充满发言议事之声；像贾谊的代替诸多老先生应对诏令，可称得上议论敏捷了。至于像吾丘寿王的反驳不许百姓挟带弓弩的禁令，韩安国的辨议匈奴问题，贾捐之的陈述放弃珠崖，刘歆的辨别宗庙存毁与否的道理：它们虽然有质朴和华丽的不同...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行动前要先加考虑议论，要使疑难之事明白就要加以考查，这是为了恭敬谨慎地处理各种政务，使治国之术松弛紧张适度。所以议的写作所依据的，必以经典为中心，采择前代的成法，观察其在当今的发展变化；说理不应错误地在枝节问题上发挥，行文不该一味地铺陈辞藻。另外，议论祭祀一定要深明礼仪，说军事一定要熟悉用兵，谈种谷物先要通晓农事，讲断案务必精通法律；然后明显地标出用意，用典正的文辞加以概括，文字以明辨洁净为贵，不以繁文缛彩为巧；议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以曲折隐晦为奇：这就是议的写作要领了。如果不明政治体制，却舞文弄墨，东拼西凑地组织文辞，牵强附会地讨巧，徒然表现文采，肯定会被事实所抛弃；即使合于道理，也会被不切实际的浮辞所埋没。从前秦国国君嫁女儿到晋国，同行的有穿华丽服饰的陪嫁女子，结果晋国人以陪嫁女为贵而以公主为贱；楚国人到郑国卖珠，做了桂香薰过的匣子装珠，结果郑国人买了匣子却退还了珠子。议文如果文采盖过了说理，本末倒置，那么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情况，又会在这里出现了。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麏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又有对策，是应答诏策陈述政见的；射策，是自己探取试题而后献上意见的，答得合乎题旨、说理正确，好比射靶射中了靶心；对策、射策名称虽不同，但都是议的别种体式。古代的学成之士，在被选为官员时要考试言辞。汉文帝中期，开始选举贤良，晁错的应答策问，文采华美名列前茅；到汉武帝时选举策问制度更加明确，广泛地征求贤才，对策的因得第一而被提拔任用，射策的因被评为甲科而做官，这确实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看晁错的对策文，验证古事以说明当今，文辞辨洁善于剪裁，引事贯通而丰富，名次超过众人列于首位，确实是有根据的。董仲舒的对策文，遵循阐发《春秋》大义，以阴阳变化为根本，推求历代政治的变化，写得多而不混杂，是因为事理明白。公孙弘的对策，简略而不广博，但能抓住关键、文辞简约，事情切合、情理明显，所以虽然太常将他列为下等，但天子却提升他为上等。杜钦的对策文，略于所问但别有所指，文辞为治国而发，不为文采而作。到东汉的鲁丕，文辞风格质朴，以儒者的文雅对策符合皇上旨意，被单独评为上等。以上这五家，都是前代著名的典范。魏晋以后，逐渐追求文采华丽，以华丽的文笔记载具体实事，所失去的已经不少。到...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驳议偏重于辨析事理，各自秉持不同的见解；对策主要宣扬道理，大力阐明治国之道。使所议之事深合于为政之术，所说之理切合于当世之务，酌取三皇五帝之道以处理世事，而不是发表迂腐而无关紧要的高谈阔论；驾驭权宜机变以拯救世俗，而不是发表刻薄的虚伪议论；如大风一样广阔而能致远，像水流那样浩荡而不泛滥，那就是朝廷上的美好议对了。真是难啊，士人要具备这样的才能！有的人精通治国之术但缺乏文才，有的人工于文章却不通治国之术。对策优秀而被选中的，确实属于既通治术又有文才的通才，志气充盈、文采又能远传的人，不是很少吗？

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摛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总之，议用于商议政事，名与实要相一致。判断事理一定要刚健有力，运用文辞决不能软弱不振。在朝廷上应对策问，众人同时斟酌作答。高举议对治国的体制，雅正的谋议传播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