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四始之至 1，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2。昔帝喾之世 3，咸黑为颂 4，以歌《九招》 5。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 6，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 7，故事兼变正 8；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 9，商以前王追录 10，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 11。《时迈》一篇，周公所制 12，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 13。晋舆之称原田 14，鲁民之刺裘鞸15，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颂 16，斯则野颂之变体 17，浸被乎人事矣 18。及三闾《橘颂》 19，情采芬芳，比类喻意，又覃及细物矣 20。至于秦政刻文 21，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 22，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 23，孟坚之序戴侯 24，武仲之美显宗 25，史岑之述熹后 26，或拟《清庙》 27，或范《冝》、《那》 28，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 29，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 30，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 31，蔡邕《樊渠》 32，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 33，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 34，而不辨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 35。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 36。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 37；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 38，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39。
【注释】
。1四始：《诗大序》称《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参见《宗经》篇第一段注1。1。2“颂者”三句：语出《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容：仪容，指舞蹈时的形貌。形容：即仪容。3帝喾（kù）：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为五帝之一。4咸黑：或作咸墨，帝喾之臣，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他曾奉帝喾之命作歌。5《九招》：咸黑所作歌之一，用以歌颂帝喾。6化偃：教化所及，如风吹草伏。化，教化。偃，倒伏。7序人：叙写人事。8事兼变正：据《诗大序》说，《诗经》中《风》、《雅》有正、变之分，凡治世的《风》、《雅》为“正”，衰世的《风》、《雅》为“变”。9鲁以公旦次编：意谓周公旦有功于周王朝，周成王便赐鲁国（周公旦封于鲁）以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于是产生了《鲁颂》。旦：周公名。10商以前王追录：指宋国大夫正考父到周太师那里校正《商颂》十二篇，用以祭祀其先王。商：指《商颂》，宋国祭祀先王的颂歌。周朝封商朝后代于宋国，故其祭祀先王的颂称《商颂》。11宴飨（xiǎng）：宴会。12“《时迈》”二句：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周武王克商后作《时迈》，又《国语·周语上》载周公作《时迈》，则《时迈》为周公于武王克商后所作。《时迈》：《诗经·周颂》篇名。13壅：堵塞。14“晋舆”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将与楚军交战，战前，听到众人诵“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据杜预注，这两句是喻晋军美盛，可谋立新功。舆：舆人，众人。每每：草盛的样子。15“鲁民”句：《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载，孔子相鲁时，鲁人作诵毁谤他说，：“麛裘而
【翻译】
四始是诗的极至，颂是四始的极至。所谓颂，就是舞蹈的仪容，是用舞蹈仪容来赞美伟大的功德。从前帝喾时代，咸黑作颂，就是《九招》的歌辞。商代以后，文章义理实已完备。教化风行一国的诗叫做风，风化能端正四方风俗的诗叫做雅，以雍雅的仪容禀告神灵的叫做颂。风和雅叙述人事，所以因人事有正常和变乱而兼有正和变；颂主要用于禀告神灵，所以意义一定要纯正美好。《鲁颂》是因周公的功勋而依次编成，《商颂》是因追念先王而辑录成篇，这些都是宗庙祭祀时的正式乐歌，不是普通宴会上的寻常歌曲。《周颂》中的《时迈》这一篇，是周公创作的，圣哲作的颂，保存着颂的写作规范。民众各有他们的想法，不应堵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表达。晋国的人们称颂“原田每每”，鲁国的民众讽刺“麛裘而鞸”，这些都是直接说出，并不歌咏，简短的言辞，用以讽喻，左丘明和子顺，都称之为颂，这是民间的颂，为颂的变体，渐渐地用于人事了。到屈原作《橘颂》，情感和文采都极美好，用类似的物作比，以寄托自己的情意，于是颂的描写对象又延及细小之物了。到秦始皇时的石刻文，那是歌颂秦的功德。汉代的惠帝、景帝时期，也有乐舞颂歌，相沿而作，代代不绝。如扬雄歌颂赵充国而作《赵充国颂》，班固称述窦融而作《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颂扬邓皇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依照《周颂·清庙》，有的模仿《鲁颂·駉》和《商颂·那》，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赞美功德、显扬仪容、合乎颂体的典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的《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变成序、引一类的文字了，岂不是赞扬过头而违背了正确的颂的体制！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虽然典雅却像赋体，何以玩弄文采而失去了颂的本质呢？又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致力于把序文写得华美，而颂文却写得简约。挚虞《文章流别论》对颂的品评，很是精当正确，至于说有的颂“杂以风雅之意”，则不能辨别颂的旨趣，而徒发空论，有点像黄铜白锡铸剑的谬论了。到了魏晋时代的各种颂作，很少有违反颂的体制的。曹植所作的颂，以《皇太子生颂》最为突出；陆机多篇颂作，唯有《汉高祖功臣颂》最为著称，其中有褒有贬，实在是魏晋颂体的讹变了。